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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回顧李大釗的一生，“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李大釗是偉大建黨精神的典范。
李大釗的革命生涯主要在北方。不過，李大釗與浙江尤其是浙江籍人士，也有著十分密切甚至是特殊的關系。值此李大釗英勇就義95周年之際，本欄目刊載此文，就此作些梳理分析。
李大釗與蔡元培
1917年2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職。1918年初，應蔡元培之聘，李大釗到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為了拯救苦難的舊中國，兩人以北大為基地，事業上并肩戰斗，工作上互相支持，學術上互相欣賞，人格上互相尊重，留下了一段友誼佳話。
在蔡元培支持下，陳獨秀、李大釗等辦的《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蔡元培本人也為《新青年》寫過不少文章。守舊派“衛道士”代表林紓發文指責蔡元培，李大釗寫了《新舊思潮的激戰》一文予以撻伐。
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蔡元培與李大釗共同戰斗，共同推動和指導了“五四”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兩人還一起開展營救被捕愛國學生的斗爭，并取得了勝利。蔡元培在高壓下被迫辭職出走，李大釗組織發起挽留運動，促使反動當局后來不得不表示“挽留”，蔡元培重新回到北大。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大秘密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蔡元培同意將“啟事”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公開刊登，并親自參加了成立大會。他還不顧某些人的阻撓，將北大兩間屋子給研究會作為會址，李大釗給其取名為“亢慕義齋”，意為“共產主義室”。在蔡元培的支持和掩護下，北京出現了一個紅色搖籃。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一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以此為掩護，進行黨的大量工作，蔡元培予以積極支持。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2年3月來北京。蔡元培與他在李大釗家里進行了親切的談話。1922年12月起，李大釗擔任校長室秘書（當時未設副校長），幫助蔡元培處理校內日常工作。他同時也在這里進行中共地下工作。
李大釗為了黨的事業不顧一切地忘我工作。他每月有280元工資，自己卻“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他把節省下來的錢為黨提供經費和接待貧寒青年，每月月底家里常常揭不開鍋。蔡元培深受感動，他特別關照會計科每月發工資時，先為李大釗扣下家庭生活費，免得李夫人難為無米之炊。1927年，當蔡元培在杭州聽到李大釗被害的慘訊時，滿腔悲憤，帶頭在捐冊上題名捐款，表達自己對李大釗的崇敬和對他的家屬的慰問。
李大釗與魯迅等浙江籍北大同仁
李大釗和魯迅， 用魯迅的話說，兩人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
兩人同為《新青年》雜志撰稿人，他們以手中的筆為武器，不遺余力地進行著反帝反封建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戰斗。當李大釗要把《新青年》第六卷編輯成《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時，編輯部內部出現了爭論，魯迅以實際行動予以支持。他不僅在思想觀點上支持李大釗，對于李大釗的道德品質和人格風范也推崇有加。李大釗也十分看重魯迅作品抨擊舊思想、改良社會的價值,如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出版后，李大釗予以高度贊賞，還親自講授給孩子們聽。
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李大釗負了傷，之后又被反動政府通緝。這時魯迅毅然旗幟鮮明地同李大釗并肩戰斗，寫下了《可慘與可笑》、《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還高度贊揚了李大釗那種臨危不懼的精神。魯迅南下廈門和廣州后，仍十分關心留在北方堅持斗爭的李大釗。
1927年李大釗慷慨就義后，魯迅感到痛失手足，哀徹肺腑。1933年4月，李大釗遇難六年后，各界人士為李大釗募捐舉行公葬。魯迅聞此消息后極為贊同，并很快捐款；魯迅還滿懷真情地寫了《〈守常全集〉題記》，贊揚李大釗作為革命先驅的高尚品質，贊揚李大釗的遺文是“革命史上的豐碑”。
除了蔡元培和魯迅，其他多位浙江籍北大同仁與李大釗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李大釗被捕后，他的長子李保華剛好在外面，后在魯迅二弟周作人的幫助下，逃到了日本。1931年夏，在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的努力下，李大釗之女李星華和李炎華回到北京復學。為進一步幫助李家，周作人去找浙江籍的北大校長蔣夢麟等商議，請北大將李大釗留下的書籍全部買下，蔣完全同意。蔣還拍板每月支付給李大釗夫人趙紉蘭50元作為補助。后來有人反對，蔣斷然說：“要是誰能如李一樣為主義而死，學校也會給他遺屬錢。”
李大釗犧牲后，靈柩一直停放在浙寺未能安葬。1933年，趙紉蘭病重前為此事去求北大同仁幫忙，校長蔣夢麟慨然應允。當時發起公葬的十三個人中，浙江人或祖籍浙江的就有九位，他們是：蔣夢麟、王烈、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馬裕藻、馬衡、樊際昌，錢玄同。為了墓址問題，蔣夢麟還專門去找萬安公墓經營者、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的蔣彬侯幫忙。
李大釗與邵飄萍
李大釗與邵飄萍因時代潮流和共同理想而成為志同道合、相知相惜的同志、戰友。兩人的經歷有不少共同或相似的地方。
在民國初年,他們共同高舉反袁護國的大旗，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二十一條",一揭一呼,有力地推動了"倒袁護國"運動的開始; 在"五四運動"中,他們共同以筆作刀,既是輿論的先導者,又是運動的直接發動者、支持者和引導者；兩人相隔一年，都慘死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屠刀之下。
李大釗與邵飄萍都是中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先驅。“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這原是明代著名諫臣楊繼盛臨刑前寫的名聯，邵飄萍生前一直用以自勉；李大釗則改了一個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可以說，此詩就是兩人一生功業、風骨的概括與寫照。1925年，李大釗與其學生羅章龍一起介紹意氣相投、理念相同的邵飄萍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向斯諾介紹自己生平時，特別提到他曾受過兩位老師的影響，這兩位老師就是李大釗、邵飄萍，他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從河北省西柏坡遷入北平，當時毛澤東不勝感慨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毛澤東終生都忘不了邵飄萍。1949年4月，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親自批復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后還曾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是邵飄萍的學生。直到1974年，81歲的毛澤東還提到了邵飄萍。
李大釗與參與建黨的浙江籍先進分子
七位中共建黨前入黨的浙江籍人士，跟李大釗都有著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與交集。
李大釗與俞秀松、施存統。1919年底，“一師風潮”后，施存統、俞秀松等離開“一師”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北京工讀互助團由李大釗、胡適等發起，他們為年輕學子安排工作。由于北京工讀互助團很快散了，1920年3月27日，由李大釗推薦，施存統和俞秀松來到上海，在《星期評論》社工作，還認識了陳獨秀、戴季陶等人。陳獨秀十分器重這幾個激情澎湃、思想進步的年輕人。俞秀松、施存統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6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兩人成為5名成員之一。
李大釗與陳望道。目前雖然沒有發現李大釗與陳望道之間直接的交集與聯系，但陳望道在《深切的懷念》一文中回憶：“有一次，周總理親切地問我，《共產黨宣言》你是參考哪一國的版本翻譯的？我回答，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而據一些資料，英文版是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來的。從這個角度看，在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過程中，李大釗也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催生作用。
李大釗與邵力子、沈雁冰、沈澤民、沈玄廬。作為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曾擁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雙重黨籍。1919年6月，擔任《民國日報》經理兼新聞編輯的邵力子開辟副刊《覺悟》，《覺悟》多次刊載了李大釗等人的文章。1922年，邵力子和于右任找李大釗等商議，決定把“東南高師”改辦成一所綜合性文科大學，并取名為上海大學。李大釗予以積極支持，并推薦一批共產黨員參與該校的教學與管理工作。 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沈雁冰立即著文予以贊賞回應，并由此引起陳獨秀的注意。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李大釗為編輯部主任。同年，沈澤民與同學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分會，參與編輯出版《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雜志。沈玄廬受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的啟發，在上海參與創辦《星期評論》，兩刊當時被譽為“輿論界最亮的兩顆明星”。
李大釗與周恩來
周恩來籍貫浙江，生于江蘇，某種意義上也可說他是浙江人。據了解，在1920年11月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十五屆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名單中，周恩來就是作為浙江學生的。
周恩來與李大釗之間的關系稱得上比較熟悉。1919年5月，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天津后創辦了覺悟社。覺悟社成立后的第一個活動，就是請有很高聲望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來演講。李大釗對覺悟社不分男女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贊成，并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后來李大釗還經常參加覺悟社的活動。應該說，在周恩來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轉變過程中，李大釗是有不小影響的。
周恩來也是建黨前入黨的，李大釗對周恩來入黨以至后來到黃埔軍校任職也有間接的關聯。因為，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就是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的同事、部下，張申府也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主要聯絡人之一。 1924年初，經李大釗介紹和推薦，張申府從歐洲回國后參加黃埔軍校籌建工作，5月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當時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懇請張申府為黃埔軍校推薦人才，張申府開列了一張寫有15個名字的名單，第一個就是周恩來。1924年11月，張申府因故辭職后，周恩來來到黃埔軍校并擔任了政治部主任，由此開啟了他波瀾壯闊人生的大幕。
李大釗與西湖會議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李大釗因各種原因沒有參加黨的一大、二大，西湖會議是他第一次親自參加的黨的重要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為實現國共合作邁出了重要一步。會后，李大釗即代表中共從杭抵滬，與孫中山先生會面，商定合作大計，籌備改組國民黨。西湖會議為黨的三大確定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奠定了基礎，也為大革命的迅猛發展開辟了廣闊道路。
李大釗與浙江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杭州小組
浙江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杭州小組的成立與李大釗也有一定的關系。小組組長于樹德早年入天津北洋政法學堂讀書，是李大釗的同學。1922年初，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12日，參與領導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支部，被推為主任。8月，中共上海地委兼江浙區委書記徐梅坤來杭開展建黨工作。當時中共北京地委也調派一批骨干到外地建黨，于樹德轉去浙江法政專門學校擔任教員并與徐梅坤接上了關系。9月，在徐梅坤的主持下，中共杭州小組成立，于樹德任組長。 小組的3名成員之一沈干城，曾是由李大釗發起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
除了上述人物和事件，其他若干浙江籍早期黨員也曾與李大釗有過一定的交集。如曾在北大文學院預科就讀的詩人革命家潘漠華，獲悉李大釗就義而深受刺激的的革命作家馮雪峰，曾任中共浙西特委書記、浙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杭州中心市委書記的鄭鑫等一些浙江籍人士，他們在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過程中，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過李大釗的熏陶和影響。
研究李大釗與浙江，還有一個浙江人是繞不開的，他就是蔣介石。在李大釗與孫中山最初會面之時，兩個人差不多就開始認識，后來蔣還曾奉孫之命與李一起商量過舉辦黃埔軍校之事。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兩人愈行愈遠。一般傳言，李大釗被捕后，蔣介石曾給張作霖發了一封密電，提出“此人不除，后患無窮”，“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后患”，正是這一密電使張作霖解除了后顧之憂，鐵了心對李大釗施以極刑。不過，這一傳言并未證實。蔣介石日記后來已經解密，也未從中看到任何相關記錄。蔣介石曾經發表過一本書，叫做《中國之命運》，在書中他說“守常是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表率。”由此看出，至少在私底下，他對李大釗還是很認可的。但是，就1927年的情勢而言，蔣介石心里肯定不希望李大釗生還。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便蔣介石沒有發過那封密電，但他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抓捕殺害中共黨員的行徑無疑堅定了張作霖殺李大釗之心。
李大釗同志就義已經95年了。“李大釗同志開創的偉大事業和留下的思想遺產永遠不可磨滅，他播散的革命種子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這樣說。
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中共中央在為李大釗撰寫的碑文指出：“他為在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范。” 深入研究李大釗和其他革命先驅，研究他們的崇高精神和戰斗友誼，對于新時期踐行初心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文原載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足跡》期刊，作者滕榮康、張愛球，轉載時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