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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7日，《人民日報》第2版刊登了題為《“土政策”一廢除,養雞業就大發展——東陽縣東方大隊平均每戶養雞十二只多》的新華社通訊員來信，信中詳細介紹了東風公社東方大隊（現吳寧街道荷塘社區）從立“土政策”限制養雞，到取消禁雞令鼓勵養雞的經過。
1977年夏天，東方大隊第二生產隊以保護農作物為由規定：社員養雞鴨限定每人、每400斤口糧各養1只，超過隊里規定的飼養數就要受處罰。由于實行了養雞的“土政策”，不少養雞的社員被弄得人心惶惶，怕生產隊干部來“摸雞籠”“查雞戶口”，怕多養雞受處罰，只得把多養的雞或殺掉或提前賣掉，還有一些社員把雞送到親友家里飼養“避難”。結果，全隊養雞量驟然下降，由限制前的160多只減至70多只。往年全隊社員平均每年出售雞蛋三百多斤，收入二百二十多元，平均每戶十多元。限制養雞后社員少了這筆收入，反而要花錢向市場買雞、買蛋。
1978年1月，《浙江日報》發表了《不應該限制社員養雞》讀者來信和調查附記，批評了該大隊第二生產隊干部違反黨的農村經濟政策，限制社員家庭養雞的錯誤。在公社黨委的幫助下，大隊和生產隊干部認真學習了黨的有關農村經濟政策，認識到自訂“土政策”，采取消極限制的辦法是錯誤的。他們廢除了“土政策”，積極鼓勵“社員家庭養雞養鴨”。同時，各生產隊加強管理，通過扎籬笆，圍護“雞口田”莊稼等措施，防止雞鴨糟蹋莊稼。這樣做，既保護了農作物，又多養了雞，社員滿意地說：政策一落實，管雞也有辦法了。到1978年8月，全大隊社員家庭已養雞1207只，平均每戶12只多，比1977年同期增加了兩倍。
看似一則“雞毛蒜皮”的報道，卻折射出當時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在改革大潮即將到來之際的真實心態和想法。1978年8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已在全黨全社會迅速展開。由此而論，東方大隊取消禁雞令，意義就顯得不一般，可以說是東陽農村改革開放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