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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人邵飄萍是我國著名新聞先驅，其生平事跡對于家鄉人來說耳熟能詳，但其夫人湯修慧作為我國早期著名女報人的身份則知之者甚少。其實湯修慧與邵飄萍一樣，也是我國早期著名的報人，當年她除了是邵飄萍生死不渝的伴侶還是其辦報的得力助手。邵飄萍被奉系軍閥以“宣傳赤化”罪名逮捕殺害后，《京報》被迫停刊。湯修慧強忍悲痛操辦好邵飄萍的喪事，又回過頭來重振事業，使得被查封的《京報》得以復刊，并以社長兼總經理名義主持工作，親臨一線從事采訪活動。七七事變后，她以民族大義為重，停刊并拋棄全部資財，逃出北平輾轉于后方各省宣傳抗日，始終牽掛著當地新聞事業。
協夫辦報 人稱“湯二爺”
湯修慧出生于1890年，祖籍江蘇吳縣。母親早逝，自幼隨父在金華游坊巷開照相館。邵飄萍在金華中學教書的時候，《申報》聘其為特約通訊員，司杭州、金華之地方通訊，經常跑照相館，一來二去，便熟悉了。邵飄萍見湯修慧聰明伶俐，但奈何讀書太少，就勸說湯修慧的父親，送其去杭州的浙江女子師范學校讀書，學費由他來出。兩人由此結緣，并于1912在金華結為伉儷。
邵飄萍、湯修慧夫婦與孩子
之后，邵飄萍發表時評揭露袁世凱稱帝野心，稱“袁賊不死，大亂不止”，因而被捕入獄。湯修慧經多方周旋營救邵飄萍出獄，并送其東渡日本。袁世凱死后，邵飄萍回國，夫婦二人一同北上。
邵飄萍流亡日本時寫給湯修慧的信
邵飄萍流亡日本時寫給湯修慧的信
1916年邵飄萍在北京創辦新聞編譯社，湯修慧負責內勤編輯發稿事宜。1918年10月5日《京報》創刊，邵飄萍任社長，湯修慧任社長助理兼記者，負責出版發行和經營管理等業務。湯修慧善于交際、膽氣豪壯、能為丈夫出謀劃策，處理事務往來比邵飄萍還果斷，堪稱女中丈夫。
由于《京報》主張民主政治，言論激烈，時事性強，很快成為京師最大的暢銷報。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邵飄萍、湯修慧夫婦到北京大學創辦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邵飄萍負責為學員講授新聞知識和辦報經驗；湯修慧則負責為學員講授新聞學基礎知識和采集方法，學員中的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高君宇后都成為時代的精英。邵飄萍為了培養學員的辦報經驗，在《京報》又創辦了《新聞周刊》，專供新聞學會的學員練筆之用，湯修慧則帶領學員們外出采訪練生，使學員們很快掌握了新聞要領。青年毛澤東時常到邵府拜訪兩位老師，稱呼邵飄萍為“先生”，稱呼湯修慧為“師娘”。湯修慧得知毛澤東剛到北京，孤身一人，生活上比較清苦，于是經常解囊相助，毛澤東為此十分感動。毛澤東吸收了邵飄萍、湯修慧兩位老師的辦報經驗回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其風格與邵飄萍、湯修慧所辦的《京報》風格多有相近之處，可見毛澤東承傳了兩位老師的辦報經驗并加以弘揚。
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采編主任斯坦利·瓦利克爾曾說，新聞是建立在三個W之上的：即Women(女人)、Wampum(金錢)、Wrongdoing(壞事)。民國時期的窯子正是女人、金錢、壞事集中之所，也是新聞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民國的報人，很多都是那里的常客，包括邵飄萍、成舍我、張恨水等，而湯修慧也經常跟著丈夫一起逛窯子，目的就是挖新聞。
據近代著名報人成舍我回憶，曾多次在北京八大胡同碰到過湯修慧。她打扮得珠光寶氣，出手大方，人稱“湯二爺”。湯修慧一口蘇州話和八大胡同南班的姑娘言語相通，常仗義幫助她們向老板討公道。作家張恨水也曾不止一次看到姑娘們將血汗錢交給湯修慧，托她寄回家鄉，接濟親人。
正因為如此，湯修慧的活動能量很大。她從八大胡同姑娘口中，打聽到很多政治要聞、秘聞。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應該就是曹錕賄選事件了。直系軍閥曹錕為當上大總統，用搜刮來的70萬大洋，秘密收買幾十名國會議員投他的票。這條丑聞，是曹錕的親信在逛窯子的時候，酒后失言傳到了湯修慧那里的。
《京報》用頭版登出了曹錕賄選一事，輿論嘩然。京都眾報迅速跟進，很快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曹錕惱羞成怒，下令查封《京報》，通緝邵飄萍。邵飄萍為避開通緝，躲進了東交民巷。后經湯修慧多方周旋，《京報》得以復業，新一輪開張之日，名聲更大。
在當時的八大胡同里，幾乎無人不知“湯二爺”；在當時的新聞界，也幾乎無人不知“湯老板”。
在新聞事業上，湯修慧是邵飄萍的得力助手，協助丈夫約稿，參與編輯，取舍頗有見地，還經常為《婦女時報》《國民周刊》等報刊撰寫評論文章，維護婦女、兒童權益，抨擊壓迫婦女、雇傭童工加以剝削等丑惡現象，文筆樸實生動，顯示出了較高的文學修養和見識，被成舍我譽為“女性中出類拔萃者。在為人處事上，湯修慧仗義敢為，樂于幫助窮苦人排憂解難，對流落在京的同鄉，除出錢安排食宿，還屢屢購買火車票送他們回鄉。
繼承夫志 重振《京報》
1926年4月，奉系軍閥占領北京，下令整頓新聞界，整肅名單第一名就是“京報的邵飄萍”。湯修慧消息靈通，得訊力勸丈夫南下。邵飄萍不肯，只是緩和了筆鋒，但問題并沒有解決。湯修慧力勸丈夫多提防些，最好暫避上海租界，北京的家和報社由她照應，而邵飄萍卻低估了敵人的兇殘和狡詐，不知危險已向他逼近。對方表面對外放風說不計前嫌，但私下又交待警備司令王崎:抓住邵飄萍立即槍斃。
4月26日，作為京報社長兼主筆的邵飄萍，因宣傳“赤化”罪名而飲彈身亡。
作為一個新聞人，邵飄萍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所創辦的《京報》，《京報》被后人譽為“承載中國報人光榮與夢想的報紙”。邵飄萍遇害前，有人曾問他：“你出走后，這個京報館、通訊社怎么辦呢？”邵飄萍說：“這個不用憂慮，修慧自能料理。”果如他所料，邵飄萍犧牲后，湯修慧沒有氣餒，經過多方努力、斡旋，于1928年6月12日，再次使《京報》復刊，并親自撰寫了《京報二次復活宣言》說：“嗚呼，飄萍先生之喪……修慧蓋無日不錐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機會，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字體行間，無不表達了她繼承夫志、前仆后繼的決心。
《京報》在湯修慧手上非但沒有沒落，而且辦的還很出色，有人曾評價她所辦的《京報》：“極具眼光與偉識，平津各報，除了《大公報》外，當居第一把交椅。”
給湯修慧先生的信
1928年底張學良通電擁護南京國民政府。湯修慧主持《京報》經常報道東北三省整頓邊防，發展經濟的成就，立論公允，張學良對她不計前嫌表示了欽佩和感激。由于湯修慧繼承了邵飄萍的遺志仍致力于關心社會關心時局，立論客觀公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督促批評政府，如該報發的一些時評與雜文就含蓄地批評過蔣介石的舉措。盡管較溫和，但仍遭到忌恨，導致京報館再次被查封。張學良投桃報李，從中斡旋，《京報》才又復刊。
富有愛國心的湯修慧堅決主張抗日，為此曾收到要殺掉她的匿名恐嚇信，湯修慧機智地挫敗了日本人的搗亂和陰謀，還參加了北平婦女聯合救國會。
抗戰全面爆發前，當年抓捕邵飄萍的王崎又在天津、北平出現，并投靠了漢奸。湯修慧決心為夫報仇同時也是為民除害，她雇殺手伺機行刺王崎。王崎被槍手伏擊受了重傷后，警察局為此傳喚湯修慧。湯修慧在否認的同時列舉了王崎勾結漢奸和日本特務危害國家的種種劣跡，此案終因沒有證據不了了之。
湯修慧憑一己之力將《京報》艱難維持至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失陷于敵手，湯修慧不甘屈服日寇的蹂躪，抱著絕不當亡國奴的信念，毅然放棄、關閉了自己終生為之奮斗、苦心經營了20年的《京報》及全部財產，只身一人潛出北平，輾轉奔波全國12個省。張恨水曾回憶他在重慶見到湯修慧時，她談鋒甚健，關心時局，痛恨官場腐敗，說:“我憑辦報人的直覺判斷，蔣介石不配當抗日領袖，他抗日是勉強的，是被形勢所迫……”
湯修慧曾于1945年4月和民主建國會的胡厥文、施復亮商談，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在重慶出版《京報》，后因具體條件不一致，沒能達成協議。日本投降后，湯修慧輾轉回到北京，繼續辦起《京報》，每天四版，后因印刷設備、紙張及編輯人手不足，開支日增、廣告日少等原因，宣布停刊。
1949年4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繁忙日子里，毛澤東親自批復，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報館慰問湯修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湯修慧作為愛國人士經常參加北京宣武區政協會議、時政報告會等，她常主動發言，要求恢復出版《京報》，提高邵飄萍在人民中應有的地位。
邵飄萍烈屬證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湯修慧被送回金華接受勞動改造。湯修慧向毛澤東主席寫信自訴冤屈，毛澤東立即批示予以糾正，并將湯修慧接回北京平反昭雪。受到毛澤東保護的湯修慧后來離京赴蘇。1979年她剛回到百廢待興的北京，政府已決定將邵飄萍遺骨遷入八寶山，報紙上也幾次發表文化新聞界人士懷念邵飄萍的文章，這對湯修慧是極大的安慰。
湯修慧晚年向家鄉捐贈邵飄萍遺物
1986年3月，湯修慧病逝于北京魏染胡同寓所（原京報館舊址），享年9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