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仁昌，1928年出生，浙江東陽人。1949年5月參軍，195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榮立過戰功，是雷鋒生前所在連的連長。他60多年如一日，宣傳雷鋒精神，實踐雷鋒精神，被譽為“雷鋒精神的傳人”。
雷鋒精神的傳人
1963年，虞仁昌轉業到了東陽。憑著1949年入伍、愛人1959年隨軍的條件，轉業后，愛人可在縣城安排一個正式工。可他，首先想到的是，國家正逢困難時期，應該像雷鋒那樣，盡力為國家分憂。他動員妻子去老家東陽李宅務農，而自己，則主動要求到與李宅相距80多公里的大盤山區工作。
“我們結婚后剛團聚沒幾年，回到老家還要分居？”妻子有點不快。虞仁昌耐心地對愛人說：“艱苦的地方總得有人去。不管誰去，都會有困難。我是雷鋒的連長，要多想著別人。”
虞仁昌轉業之日，正是毛主席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之時。當地人武部的同志從他檔案中獲知虞仁昌就是雷鋒的連長，當即請他為人武干部和全縣民兵骨干介紹雷鋒事跡。從這一天開始，虞仁昌就把宣傳雷鋒精神，作為自己轉業后的一個神圣使命，滿腔熱忱地宣傳雷鋒精神，更是腳踏實地實踐雷鋒精神。
虞仁昌沒有把“雷鋒的連長”當金字招牌，去為自己找好“位子”，而是把“雷鋒的連長”當戒尺，時時刻刻鞭策自己，努力為黨和人民多作奉獻。
虞仁昌來到大盤山區當供銷社主任，這里交通不便，到村村寨寨，找個車、馬、騾的道兒都沒有。他是這個山區供銷社的負責人，帶頭挑貨郎擔走村串戶，大山深處留下他無數的足跡，灑下他無數的汗水。這挑夫的活兒他一干就是17個年頭。
虞仁昌立足本職學雷鋒，無論是擔任供銷社主任，還是運輸公司黨支部書記，沒動用自己的權力辦一點私事。一天下班，他發現家里多了兩只新枕頭，妻子告訴他是一個陌生的男人送來的，丟下就匆匆走了。虞仁昌立即意識到這不好，來人總是有求于自己的。支部會上，廠干部會上，他把這件事給抖了出來，希望大家幫他找到“貨主”。有人勸道：“老虞，別太死心眼了，你就收下吧！我們只聽過‘失物招領’，那有你這個‘送物招領’的？” 但虞仁昌不依不撓，最后還是找到了送枕頭的人，并歸還了枕頭。
1988年8月，離休后的虞仁昌，“退出一線，又上前線”——他全力去宣傳雷鋒精神，去盡“雷鋒連長”的義務。一些熟人去看望他，常常會撲空——虞仁昌不是下鄉去講雷鋒事跡，就是到武警東陽市中隊去找戰士談心。
有一天，一位剛到東陽工作的同志到虞仁昌家里探望，也撲了空。老虞的兒子說，爸爸又到部隊宣傳雷鋒去了。這位同志原本是想通過老虞解決個人住房和孩子工作問題的，此刻，他站在老虞房里，羞愧難言。他沒想到，這位1949年5月入伍、曾參加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修建成渝公路、川藏公路的老同志，住的還是小套房子，房間里也沒有冰箱、彩電、洗衣機這類家用電器。
“你家經濟拮據？”他問道。
“爸爸把余錢都用來為別人辦好事了。他心里，就像雷鋒一樣，只記著別人，從不為自己、為家里考慮……我爸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天天講雷鋒，樣樣對照雷鋒……”
以雷鋒精神為“家訓”，虞仁昌的兒子們先后考上大學，個個都有出息。可逢年過節，虞仁昌還是會用雷鋒的故事給他們“上課”——這些故事已經講了60多年，虞仁昌怎么講也講不夠。
2008年，虞仁昌和妻子從浙江老家搬到上海，住在小兒子家。2010年，他被診斷患有肺癌。眾人沒有想到，即使是化療期間，虞仁昌也沒停下宣講雷鋒精神的腳步。
在當地志愿者的協助下，虞仁昌號召成立“滬上雷鋒人家”工作室。他們把“上海的士雷鋒車隊”“雷鋒樂隊”“雷鋒志愿服務隊”等一批民間學雷鋒團體組織起來，聯動開展學雷鋒活動。經常性組織開展學雷鋒經驗交流分享會，每年舉辦一場學雷鋒表彰活動……當地掀起一個又一個學雷鋒熱潮。
60多年來，虞仁昌在北京、上海、浙江等10多個省市宣講1000多場，聽眾達數十萬人次。他一次次走進校園、部隊、社區，出席一場場雷鋒精神報告會，向人們講述他所知道的雷鋒。越來越多的人聽了他的講述，了解了雷鋒精神；越來越多的人因為他的帶動，身體力行投入學雷鋒的行動中。
